文史学者 龚静染

【“慈悲”之恋】

徐悲鸿与舒新城是好友，情同兄弟。舒新城当时是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同时也相当于徐悲鸿在上海的代理人，常常帮助他处理出版、稿酬之类的事情，也替他打理一些私人事务。如在1935年2月，徐悲鸿到上海拜访舒新城，就拜托他存款一千元，“备其子女入学之用”。（《舒新城日记》）

从1935年3月开始，舒新城又开始为徐悲鸿多操办一件事，那就是为孙多慈出版画集。孙多慈是徐悲鸿的得意门生，很有才华，当时正从中央大学美术系毕业，徐悲鸿就急着为她张罗此事。但在当时，两人的师生恋正被传得沸沸扬扬，这也就不得不让人看到其中的一点私心。实际上，当舒新城同意为孙多慈出版画册时，徐悲鸿兴奋万分，在信中写道：“前承允为慈（孙多慈）刊集，感荷无量。知真赏不必自我，而公道犹在人间，庶几弟与慈之诚得大白于天下也。”话语很直接，徐悲鸿就是想借这件事来表白他对孙多慈的关爱。

就在这个过程中，舒新城也求助于在南京的徐悲鸿一件紧急之事：田汉因为演出进步话剧被捕，正押往南京。他希望徐悲鸿设法救援，徐悲鸿自然义不容辞，马上找到时任立法院副院长的叶楚伧和交通部常务次长张道藩出面想办法。

一个月后，徐悲鸿又给舒新城写信，仍然是为孙多慈的事，“恳足下早日付印，愈速愈好”。时隔一日，他再次写信，催促舒新城尽快出版画集。

徐悲鸿认识孙多慈是在5年前，即1930年。孙多慈本名孙韵君，时年17岁，因为报考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失利，便到美术系去做旁听生。当时徐悲鸿是美术系主任，受他的影响，孙韵君萌生了当画家的梦想。第二年孙韵君就考进了中央大学美术系，与徐悲鸿的交往更多了。

孙多慈是个端庄秀美的女子，苏雪林曾在文中描写过她：“一个青年女学生，二十左右的年纪。白皙细嫩的脸庞，漆黑的双瞳，童式的短发，穿一身工装衣裤，秀美温文，笑时尤甜蜜可爱。”徐悲鸿自然也对这个“甜蜜可爱”的学生刮目看，在师生相处的5年多时间中，爱情的种子逐渐发芽。两人走近后，徐悲鸿把孙韵君的名字改为孙多慈，意为与自己名字中的“悲”字相配，连起来有“慈悲”之意。

但他们的恋情注定充满曲折，首先是来自夫人蒋碧微的不满和愤怒，家庭矛盾陡然激烈。有一次，在徐悲鸿的公馆建成之时，孙多慈找人送去了100棵枫树苗，蒋碧微知道后将树苗全部折断烧掉，徐悲鸿痛心不已，将私宅取名为“无枫堂。

孙多慈的情况也不乐观，她的家庭坚决反对此事。孙多慈非平凡女子，孙家是名门望族，她的祖父孙家鼐是状元出身，曾做过光绪的帝师，历任礼部、户部、吏部、刑部尚书，创办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而她的父亲孙传瑗曾当过孙传芳的秘书，也非俗辈。所以，孙多慈的家庭环境非常特殊，她在重大人生选择上不能自作主张。两人若要走到一起，注定是条坎坷之路。

1935年4月底，徐悲鸿到上海访舒新城， 交去孙多慈的《述学》一篇，并用了一个多小时告之“孙多慈在家庭所发生之种种问题与痛苦”。舒新城对他说：“师生间真成情侣，亦算不了什么，不过在中国总是麻烦。”当时，舒新城劝徐悲鸿读一读《邓肯女士自传》，“或可得一些安慰”。（《舒新城日记》）

实际上，舒新城与刘舫就是师生恋，两人有长达十多年的爱情长跑，缘起成都，辗转到了上海，可谓情路漫漫。他们最后虽然走到了一起，但付出的代价不小，舒新城深知其中的挣扎和苦痛。所以，他很理解徐悲鸿，也知道感情是一把锁，一旦锁上再难解开。

5月2日，徐悲鸿又去找舒新城，事因蒋碧微“为孙多慈事负气来沪，孙欲其来沪接之叙”。可以看出，孙多慈内心中并不愿做第三者，她想借此化解矛盾，双方来一次坦诚的交谈。但这一次她并没有见到蒋碧微。此间忐忑不安的是徐悲鸿，他很怕两人相见，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舒新城虽然感到了徐悲鸿的焦虑，但深感旁人之无用，“此种问题，即上帝亦无法解决”。（《舒新城日记》）不过，依舒新城的经验，他认为棒打鸳鸯，最终会把他们逼到死路，酿成悲剧，“社会不谅，家庭不谅，日日相煎”。

【阻力甚大】

在后面一个多月时间中，徐悲鸿到了一次四川，由成都市市长余中英陪同游览了乐山、五通桥、峨眉、青城、灌县等地，然后去了武汉，再回到南京。这一趟旅行，是否有让他冷静下来了呢？事实上是相隔愈久，徐悲鸿的思念愈炽。他刚回到南京，就听说孙多慈已经去了安庆的一所中学教书，不辞而别。这让他极为沮丧，他马上给舒新城诉苦，信中写道：“多慈别去，悲不自胜，天昏地黑，无处可诉。其集请速赶出，成其大业（赴比游学），弟稽首求恳，望兄允之。”

就在这天上午，舒新城同时收到了蒋碧微的一封信，说他从中牵线，“无聊已极”。而且还指责他有家室而与刘舫同居（当时舒新城尚未离婚，是后来才与刘舫走到了一起），是“堕于不义”，引诱徐悲鸿效仿。这让舒新城感到颇为委屈，因为他只见过孙多慈两次，第一次还是5年前，他们之间纯粹是因为徐悲鸿为了给孙多慈出画集而来往，完全是正常接触，毫无徇私之意。

一日中的两封信让舒新城哭笑不得，他揶榆道：“两相对比，殊有意趣。”转而又颇为感慨：“难乎其为悲鸿，更不知前途如何也！”

仅过几日，舒新城又收到徐悲鸿的信， 急切之情跃然纸上，“慈（孙多慈）集能速赶，最所切盼！因此事关系其求学前途，弟初意倘在此时画集印成，便分赠中比两方委员（本月开会决定下年度派赴比国学生名额），弟虽已分头接洽，但终不如示以实物坚其信念也”。

孙多慈此时想去比利时留学，徐悲鸿全力支持，这也是他急着为孙多慈出版画集的原因。但此事被蒋碧微知道后，情况变得糟糕，好事难成。8月初，徐悲鸿给舒新城的信中写道：“弟在目前竭全力为彼（孙多慈）谋中比庚款，结果为内子暗中破坏，愤恨无极，而慈之命运益蹇.......”

但让蒋碧微想不到的是，她的阻拦并未奏效，反而让两人走得更近。1935年10月底，徐悲鸿与蒋碧微的关系临近破裂，蒋碧微负气去了宜兴，而徐悲鸿则准备离开南京南下桂林。 10月20日，徐悲鸿抵达上海，准备乘船去广西。21日，舒新城宴请徐悲鸿，在座的还有邵洵美，他与徐悲鸿是结拜兄弟，每逢徐悲鸿到上海，常住在他的家中。值得一说的是，就是在这一年，邵洵美认识了《纽约客》杂志派驻中国的记者项美丽（原名Emily·Hahn,项美丽一名为邵洵美所取），两人坠入爱河。后来邵洵美介绍项美丽认识宋霭齡、宋庆龄和宋美龄，助她完成了《宋氏三姐妹》一书，使她名噪一时。不久，邵洵美与项美丽公开同居，其时他已有家室，夫人盛佩玉还是盛宜怀的孙女。但他比徐悲鸿自由多了，盛佩玉是他的表姐，对他相当包容，甚至能与项美丽和平相处，这让这位上海大少爷变得格外任性和潇洒。

这天的宴席上，徐悲鸿将两箱贵重书画托舒新城暂存于中华书局，然后开始了他的离家之行。第三天，舒新城就接到孙多慈的电报：“悲鸿如在沪，请其速来电，我当来沪相见。”舒新城心中不免一惊，想着孙多慈主动追来，则徐、孙恋情必火上加油，“演成悲剧，恐不能免也”。（《舒新城日记》）

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同里，事情却突然有了变化，两人分隔两地，暂时平静了下来，似乎都感到再走一步就会陷人痛苦的深渊。就在这个过程中，徐悲鸿在桂林静心画画，孙多慈也在安庆安心教书，时间好像在淡化着一切。到了1935年底，徐悲鸿画了一幅《燕燕于飞图》送给孙多慈，画面是一位仰看燕子飞的古代仕女，满面愁绪万端。这幅画寓意甚明， 能一眼看出徐悲鸿内心的无奈。 (未完待续)

摘自《同舟共进》2024年第10期（总第4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