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学者 龚静染

（接上文）1936年2月，孙多慈不胜流言蜚语的打扰，打算在暑假后不再教书，另觅工作。这封信颇为决绝，让徐悲鸿不安起来，且极为自责。这件事也成为徐悲鸿与蒋碧微裂痕加深的原因，他认为是夫人从中作乱，逼得孙多慈走投无路。悲愤之下，徐悲鸿再度离家，然后躲在好友、发明家沈宜甲的寓所，开始不分昼夜地作画，准备攒钱资助孙多慈。

4月，徐悲鸿卖画积攒了5000多元，准备拿出一半去收购孙多慈的画，其实就是暗中资助她，从中秘密张罗的是舒新城。当时，舒新城先是给孙多慈写了封信，投石问路，“告以有友人拟购彼之油画及素描，询其意见如何”。孙多慈有些生疑，毕竟她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再有才华也难被人如此赏识，便写信问舒新城究竟是何人在买画。于是，舒新城马上同中华书局老板陆费伯鸿商量，以陆费伯湾之名，以“鼓励少年艺术家及促进文化运动” 为由来购画，以打消她的疑心。有了合理解释，孙多慈很快同意了此事，双方顺利交易。 此事让徐悲鸿颇为欣慰，在信中称“新城吾兄知我”。

此时徐、孙二人各在一地，已有很长时间没有通信了，孙多慈似乎决心割断联系，这让徐悲鸿很是伤感，“对于孙多慈半年不给一字，只寄红豆一枚，颇为伤心”。但红豆相思，也说明孙多慈并没有忘掉徐悲鸿，只是难以应付流言蜚语，心生逃避之意。

从1935年10月到1937年6月，徐悲鸿和蒋碧微的冷战一直在持续。1937年6月下旬，徐悲鸿先去安庆见了孙多慈，然后再回到南京见蒋碧微，与蒋的见面还是靠好友谢寿康劝说才达成的，可见夫妻关系并没有修复。就在七七事变爆发后的几天，徐悲鸿从南京来到上海，准备给孙多慈和她的同学李家应两人各1000 元，资助她们到比利时留学。而就在他到上海那天，即托舒新城代购了124英镑的旅行支票，“俟两人到沪代交去”。舒新城在日记中写道：“七时宴徐悲鸿、简琴斋（民国著名篆刻家-笔者注，下同）等于水上饭店。九时散，遇大雨。徐当晚去安庆晤其情人孙多慈。”

夜晚冒雨去见孙多慈，可见徐悲鸿心情之切，也许出洋留学是他们改变现状的一个契机，这样能暂时缓解矛盾，从长远赢得时间。但是，孙多慈并没有实现出国留学的目的，蒋碧微的阻拦起到了作用。当时，社会舆论是站在蒋碧微一边的，徐悲鸿和孙多慈的恋情与伦理道德为忤，这对于一个弱女子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折磨。

既然没有出国，所买的票就失去了用处。 一年之后的1938年7月，徐悲鸿只好又委托舒新城，“将前代孙多慈所购之旅行支票百二十四磅之收据及来回信件，交亮伯转增奎（即徐增奎，中华书局员工）代为售出。因多慈赴比留学，被蒋碧微从中坏未获准，留此一时无用也”。

【苦恋无果】

不久，安庆失守，孙多慈一家辗转流亡到长沙，后又去桂林。其间，徐悲鸿与蒋碧微的婚姻走到了尽头。1938年7月31日，广西某报上有一则“徐悲鸿启事”，上说“鄙人与蒋碧微女士久已脱离同居关系，彼在社会上一切事业概由其个人负责”。

按说既然排除了障碍，事情理应会出现转机，但事实并非如此。徐悲鸿的好友沈宜甲拿着报纸兴冲冲地去见孙多慈的父亲，想促成这桩姻缘，哪知道碰了一鼻子灰，被孙父骂得狗血淋头。孙家的强硬态度仍然没有丝毫变化，徐悲鸿两头落空。

舒新城记下了1938年12月初在上海与徐悲鸿见面时的谈话内容，这也是徐悲鸿真实处境的反映：“孙多慈因安庆失守，曾全家至长沙，电彼由渝赴湘相见，并由彼（徐悲鸿）将其举家移桂林，且曾允嫁彼。但为其家庭所阻，后又发生误会至港，现则去浙之义乌，数月未通信云云。”（《舒新城日记》）

舒新城对徐、孙恋情的结局持悲观态度，说“此种过渡时代之风流公案，殊难有圆满解决之道也”。果然一语成谶，徐悲鸿与孙多慈最终没有走到一起，劳燕分飞。后来，孙多慈嫁给了比她大13岁、有4个女儿、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许绍棣，而他们的婚姻跟李家应有关，这里面还有一段离奇的故事可讲。

李家应是孙多慈最要好的朋友，一起长大，一起读书，又一起在中央大学学画，她们俩都是徐悲鸿的学生。1938年3月，郁达夫受郭沫若之邀，从福州回到浙江丽水，准备把一家人接到武汉，去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会的工作。当时，郁达夫有个朋友叫李立民，他来找郁达夫，说丽水形势危在旦夕，想请他顺道把自己的女儿-同带到武汉去投靠亲戚，路上好有个照应。李立民的这个女儿就是李家应。

在路上，李家应认识了郁达夫的夫人王映霞。王映霞回忆说：“我们从金华乘火车到南昌，一路上和李家应谈谈说说，并不感到寂寞。李家应也就和我渐渐熟悉了起来。”（《王映霞自传》）就在这个过程中，她们闲聊到孙多慈的情感烦恼，颇为同情，两人便商量给她当红娘，王映霞便主动介绍了许绍棣。

李家应到武汉后的第二天，果然把孙多慈的照片送给了王映霞，王映霞则马上寄给了许绍棣。十多天后，许绍棣才回应“可以做做朋友”，后来两人便有了书信来往，渐生情愫，而这一切徐悲鸿完全不知情。

徐悲鸿苦苦追求孙多慈十年未果，却因为李家应与王映霞的一次偶遇而彻底改变了命运，这不禁让人感慨不已。这件事彻底断了徐悲鸿的念想。在无望之后，早已破裂的家庭也无法挽回，他后来曾试图与蒋碧微重修于好，但遭到拒绝，最后不得不离婚，并于几年后的1946年娶了廖静文为妻，而此时的他也已走到人生暮年，仅7年后就去世了。对于与孙多慈的这段情感经历，徐悲鸿用“绝色俄疑成一梦，应当海市蜃楼看”来总结，实是道尽了一生情途凄凉。

徐悲鸿与孙多慈之彻底分手，反映在1938年12月初舒新城去香港时的一件事上。当日晚宴在桂园举行，徐悲鸿与出版人陶亢德一同前来，他将在重庆已画好、本拟送给孙多慈的生日礼物转赠给了舒新城。舒新城在日记中写道：“悲鸿并以其在渝所作寿韵君（孙多慈）之《牛及牧童》一帧，题款见赠。”这件事证明徐悲鸿与孙多慈的关系已彻底断裂，覆水难收。由徐悲鸿此举也可看出他内心的无望与决绝，为情所困近十载，付出太深，到此时也只能惨淡告别了。

之后的徐悲鸿并没有完全沉溺在个人情绪中，而是以艺术事业为重，他心中有民族存亡之大义在。1939年4月，徐悲鸿在香港举办画展， 大获成功，他将卖画之款全部捐给国家。舒新城赞叹他的义举，赞他为文艺界争了光，是真正的名士风范，“为文人生色不少”。

摘自《同舟共进》2024年第10期（总第436期）